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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，一中統特務臨刑之前，突然開口，他不是有罪之人而是有功之人，并直言陳賡能證明其身份。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全國人民積極投入復蘇工作。
為了找出隱匿在人群中的國民黨特務，我黨于1951年發起了全國性的特務抓捕糾察行動。
在此期間，我黨收到了一封來自人民的舉報信，稱有一位在南京靠賣煙營生的老頭，是隱藏極深的國民黨特務。
接到舉報后，我黨迅速派出人員前往捉拿。
經過調查核實，這個人叫楊登瀛，不料在庭審即將開始前，他突然說出驚人話語，他非有罪而是有功。
1951年，當消息傳到日理萬機的陳賡大將耳中的時候，陳賡將軍在百忙之中立刻作出回應。
為他證明了確是有功之人的事實，隨著這個插曲的落幕，楊登瀛傳奇的「雙面人」生涯才得以揭示于世。
楊登瀛，原名叫鮑君甫，廣東人。
與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一樣，是一個思想進步的人，之后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學，在那里他學習了先進的文化知識。
雖身處異國，但他從未忘記自己正在飽受戰難的祖國，而是懷著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戰不殆的心態，努力汲取知識好回國效力。
這段經歷使他深刻理解了日本的政治和經濟文化，也為他日后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基礎。
1919年26歲的楊登瀛已經回到祖國，由于他性格外向大方，與租界的巡捕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，因此很快就在上海的社交圈中嶄露頭角。
之后「五四運動」爆發，他更是積極參與其中，表現突出。
1924年他加入國民黨，在他看來，這一身份可以作為一個契機，更好地開展他心中的救國行動。
1925年，機緣巧合下他結識了同鄉青幫人員楊劍虹，兩人一見如故，感情甚篤，也是這段友誼為他之后進入調查科提供了條件。
1928年，由于中統的前身黨務調查科剛剛建立，既缺乏特務工作經驗，又缺乏得力骨干，管理人員極為發愁，楊劍虹受邀為國民黨效力，并就任調查科采訪股股長一職。
之后為了迅速選出上海機關的負責人，楊劍虹想到了交際廣泛、行事機敏的昔日摯友楊登瀛。
他決定聯系楊登瀛，讓其一起為調查科的建立出謀劃策。
通過不懈的努力，楊登瀛在上海逐漸獲得了，更多的關注和認可，成功站穩了腳跟，成為楊劍虹的心腹，并受到了國民黨高層的熱情邀請。
楊登瀛完全可以借助這個機會，搖身一變國民黨的高級軍官，但他并未立即答應，因為他心向共產黨，并不想參與任何與反共有關的活動。
不僅如此，他還如實地向我黨人士陳養山，講述了國民黨準備建立偵察機構的情況，為我黨立下大功。
楊登瀛是在1925年結識的共產黨人陳養山，之后陳養山成為楊登瀛的日語學生，同時也是他的好友。
他深知楊登瀛有著出色的能力，熱切地希望他能加入組織。
因此，1928年他立即向周總理等核心領導上報了楊登瀛的情況，建議與其建立合作關系。
而此時，周總理正愁于如何打入國軍內部，獲得情報，陳養山的匯報為周總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。
于是，周總理立即安排陳賡與楊登瀛在黃浦江面談，希望楊登瀛能夠打入國軍內部，為我軍在斗爭中搜集情報。
有必要的時候，也可以適當放出一些「誘餌」，來換取國民黨的信任，因此，這次會面也算是確定了其作為雙面間諜的身份。
另一邊楊登瀛決定接受楊劍虹的邀請，為黨在國軍內部開展情報工作奠定了基礎。
這次面談往后，陳賡與楊登瀛始終保持著單線溝通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，楊登瀛與陳賡之間，便產生了緊密的聯系。
表面國民黨特務，背后卻是雙面間諜，一次次冒著生命危險，為我黨屢建奇功。
為了在國民黨內增加政治資本，讓楊登瀛受到國民黨的重視，陳賡獲得了中央的批示，將刊物和黨的活動情報提供給楊登瀛。
此外，他還被允許特批一筆經費，用于與國民黨高層人士聯絡感情。
此后，楊登瀛在「查處異黨」的工作中表現出色，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。
在他的配合下，調查科每次行動都有所收獲，有時甚至還能「查獲」到一些絕密級的材料。
同時因為楊登瀛本人社交能力也很強，很懂得如何討上級喜歡，一時間，楊登瀛在國民黨內部聲譽日隆，成為一名大人物。
許多人將其描述為一名風流的「花花公子」，而他也借著混跡十里洋場的貴公子形象偽裝自己。
1928年，楊劍虹因涉嫌貪污畏罪自盡，楊登瀛自然迎來了一個絕佳的「上位」機會。
由于他在一系列行動中的功勞和同事們的舉薦，1930年蔣介石任命他為駐滬特派員。
這個職位的分量意味著楊登瀛，已經成功[插·入]了敵人心臟。
為了使這把利劍發揮出最大的作用，陳賡開始指示楊登瀛進行更多任務。
憑借著權力和地位，楊登瀛基本上可以應付得來，這些組織交給他的任務。
楊登瀛先是幫助我黨更多的臥底順利潛伏，讓我們在敵人的各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內線。
還通過自己的渠道為我軍購買武器和重要物資，當時敵軍內部很混亂，不少軍官都在進行走私活動，楊登瀛利用這一點掩護完成了任務。
接著，他尋找機會和我軍的地下黨組織，一起營救被捕人員并傳遞被捕人員，是否叛變等消息，是名副其實的叛軍「克星」。
在雙面間諜的生涯中，他更是成功營救了周總理。
1930年，一位名叫黃第洪的學生從蘇聯返回中國，他曾經在黃埔軍校學習，并加入了我黨，一直與周總理保持著聯系。
在回國前，他向周總理表示自己希望去蘇區工作。
殊不知，另一邊他已經向國民黨寫去了叛變探路信，他在信中透露最近周總理準備會見他的信息。
蔣介石得知這個消息之后，打算利用機會抓住周總理，將此事派給徐恩曾負責。
徐恩曾派楊登瀛前去接頭，楊登瀛獲悉黃第洪叛變的信息后，迅速聯系我黨同志劉鼎并傳遞了情報。
這一情報被中央及時采取措施加以防范，避免了危局的發生。
在此之前， 楊登瀛還營救過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、關向應等同志的性命。
所以，楊登瀛他是名副其實的「民國一代名諜」，他在隱蔽戰爭中做出的貢獻不會被遺忘，他是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的人。
所有的革命成功都是伴隨著危機的，楊登瀛的「雙面間諜」之路也不例外。
1931年，因著顧順章被捕叛變， 楊登瀛的身份也隨之暴露，他隨即被國民黨關進監獄。
自進入監獄以來，不論敵人對他如何用刑，或是以利益相誘，楊登瀛始終死守住了自己的信仰，未供出關于我黨的任何情報。
由于未抓到任何把柄， 再加上時任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的張道藩疏通，1934年楊登瀛被保釋出獄，但此時楊登瀛已經與黨失去了聯系。
沒想到，時隔多年后，陰差陽錯下，楊登瀛被民眾舉檢入獄。
1951年，站在審判台上，楊登瀛坦誠了自己為我黨所做的工作，并要求陳賡作證。
南京人民法院對此非常重視，特意致信陳賡以證明楊登瀛的陳述，陳賡回復信件，確實證實了楊登瀛的說法。
于是，基于楊登瀛的歷史貢獻和配合態度，誤會得以解除。
之后的楊登瀛，舉家搬到隨園，與家人過著深居簡出的普通人生活，當地居民只知道他的名字，幾年前從玄武門附近的大樹根搬過來，但對于他的具體情況和身世并不了解。
他的生活也回到了之前，依靠賣香煙和茶水為生，即使生活得十分艱苦，楊登瀛也從未以之前的革命貢獻向組織謀取私利。
但黨和中央并沒有遺忘他，1956年南京軍區專門派人將他送去北京參觀，曾經的好友陳養山，一起作戰過的陳賡等人一起接待了他。
楊登瀛非常高興，買了新衣服，參觀了名勝古跡，還在北京協和醫院安裝了假牙，在專人的陪同下在北京待了三個星期。
陳賡等人也幫他向南京政府申請了，每個月補貼其100元的生活費。
之后，陳賡和陳養山還專門到南京探望他，給他置辦了不少的傢俱。總之陳賡只要到南京都會到楊登瀛家看望他， 并對其生活給予無微不至的關心。
1969年，楊登瀛因病去世，享年76歲，臨終前，他還在不斷告訴自己的家人，自己不是特務，不是叛徒……周總理知道他的身份。
楊登瀛去世后，中央有關領導囑咐要好好關照他的家人。
周總理也曾在與羅青長談話時，特別提到楊登瀛的名字，并強調一定不能忘記對黨有貢獻的人。
像楊登瀛這樣的人，抗戰時期不少，他們在歷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。
隱蔽戰線工作的特殊性質，使得他們的故事往往鮮為人知，但是我們應該銘記他們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。
參考文獻：CCTV-7國防軍事頻道《第二戰場》20200413紅色特工密檔.楊登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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