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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革命使俄羅斯成為世界革命發源地,也使西方國家失去傳統的廣大市場。
所謂「俄羅斯問題」實質是如何對付十月革命和隨之興起的歐洲革命[高·潮]問題,不解決這個「俄羅斯問題」,戰勝國要建立的「和平與秩序」就難以穩定,甚至打敗德國的「勝利果實」也有被革命「吞沒」的危險。
威爾遜疾呼: 「世界著火了,我們是在跟布爾什維主義賽跑。」
丘吉爾強調: 「俄羅斯問題」是「整個形勢的關鍵」,不處理好這個問題,「既不會有和平,也不會有勝利」。
實際上,巴黎和會正式開幕前, 10人會議便開始討論「俄羅斯問題"了,更早在1918年春,協約國已經對蘇俄實行經濟封鎖之后,便開始了直接的武裝干涉。
11月,德國戰敗,簽訂了停戰協定,蘇俄立即宣布廢除《布列斯特和約》,迅速解放德軍占領的白俄羅斯、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地區。
協約國的武裝干涉從摩爾曼斯克、黑海到遠東地區也不斷失利,紅軍幾乎在所有戰線都轉入攻勢。
這樣, 「俄羅斯問題」,更加使它們焦急萬狀,也給巴黎和會「籠罩上一片烏云」,從而使「俄羅斯問題」成為巴黎和會必須處理的首要問題。
其中除了要決定是否邀請俄羅斯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外,主要是要在武裝干涉、同蘇俄談判和在蘇俄周圍建立「防疫線」這三者之間作出選擇。
法國政府認為:「布爾什維克制度由于缺少糧食、運輸能力和貸款,只要拒絕承認它,把它「作為敵人對待,它是支持不下去的」。
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將軍,主張組織歐洲十字軍東征,摧毀布爾什維克制度。
法國軍方強調有了訓練有素為數不多的協約國軍隊,只要付出不大的代價,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蘇俄擊敗。
英美也有人積極主張擴大對蘇俄的直接軍事干涉,丘吉爾就是其中之一。
他建議巴黎和會設立協約國俄羅斯委員會和專門的軍事小組,制定作戰計劃,同時要求對蘇俄發出最后通牒,限紅軍10天內停止向前推進。
事實表明,帝國主義對蘇俄的直接武裝干涉活動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它們借「和平」名義不斷玩弄外交手段,同時主要寄希望于高爾察克、鄧尼金、尤登尼奇這樣一些俄國白匪,并從財力物力上,包括武器、彈藥、糧食等方面支持他們。
蘇俄為實現真正的和平,在巴黎和會開幕之前,多次通電協約國,建議雙方舉行和平談判,消除敵對狀態,并表示只要對方停止經濟封鎖,停止武裝干涉,停止對布爾什維克反對派的支持,蘇俄愿意實行大赦,討論沙皇俄國戰前欠下的外債等。
但是英、法、美各國對蘇俄的呼吁充耳不聞,拒絕同蘇俄進行任何正式接觸,同時勞合·喬治提出一個召集俄國各派代表到巴黎討論它們之間的分歧、實現俄國「和平」的構想。
威爾遜支持勞合·喬治的構想,但也引起法國的異議。
克里蒙梭不贊成勞合·喬治的構想,因為他認為蘇維埃政權支持不了多久,沒有必要召開蘇俄參加的俄國各方會議,他尤其不能允許蘇俄代表出現在巴黎,擔心這會更加激起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熱情。
但是在勞合·喬治提出俄國各方會議另覓會址后,克雷孟梭接受了英國的構想。
最后,英、法、美三方由威爾遜出面,于1919年1月23日向俄國各派政治力量建議:2月15日在土耳其馬爾馬拉海的王子島,在協約國代表參加下,召開俄國各方代表會議。
但威爾遜拒絕向蘇俄發出正式邀請、以免造成承認蘇俄的錯覺,同時他要求會議期間俄國各方必須實現停火。
由勞合·喬治設計、威爾遜出面提出的這項建議,主要目的是阻止紅軍前進,爭取時間解決它們焦慮的「俄羅斯問題」。
但是,蘇俄為了表示和平誠意,揭露帝國主義陰謀,還是于2月4日作出積極的答復,并表示為促成會議成功準備作出重大讓步。
但是,巴黎的「俄羅斯政治會議」在法國官員支持下,強烈抗議威爾遜的建議是專橫的、不道德的。
西伯利亞、南俄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等各地白匪,也聲明拒絕和布爾什維克妥協。
結果,關于王子島會議的建議剛剛提出便告吹了。
王子島會議流產后,國務卿豪斯推出了早些時候在威爾遜授意下醞釀的另一項計劃,即派遣美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成員威廉·布利特秘密去蘇俄,同蘇俄領導人進行非正式接觸。
這項活動得到勞合·喬治的支持。布利特及其隨員一行三人,2月下旬由巴黎出發,經倫敦、斯德哥爾摩、彼得格勒,3月初抵達莫斯科,9日開始同蘇俄高級官員契切林和李維諾夫進行非正式談判,并會晤了列寧。在雙方都作出讓步后,12日達成了關于停戰議和的原則協議。
但是當布利特于3月末回到巴黎時,威爾遜和勞合·喬治拒絕了這一協議,威爾遜還指示對外否認布利特的莫斯科之行。
因為,這時高爾察克已在東線發動攻勢,共產國際和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也在3月里相繼建立,「俄羅斯問題」變得更為緊迫了。
3月25日,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提出一項英、法、美共同接受的新政策,其所謂「新」,實質是利用和支持俄國白匪,堅持帝國主義武裝干涉,不再由它們自己出馬。
威爾遜說:
「把俄羅斯交給布爾什維克,讓他們受盡煎熬,直到環境使他們變得聰明起來為止。」
這就是說,從威爾遜起便設想在武裝干涉失敗之后,寄希望于蘇維埃國家的「和平演變」了。
在戰爭時期,蘇俄政府實行的是與國內外敵人進行斗爭的政策,與帝國主義者打交道主要體現在軍事上的較量,希望通過戰爭激發起西歐革命的火焰,燒毀帝國主義世界。
帝國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關系是你死我活。
這種思想當時在俄共(布)中央一直占有主導地位。
1920年12月6日,列寧在俄共(布)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說:
「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,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,最后不是這個勝利,就是那個勝利;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,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。這是戰爭的延期。」
所以,當時黨中央的主要外交戰略就是同帝國主義進行斗爭,從而激起歐洲革命。
在他們看來,只有歐洲革命,才能使俄國革命取得最后的成功。1918年夏,契切林曾經說,俄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特點是革命攻勢。
然而,因為歐洲一些國家的革命先后被鎮壓,歐洲革命出現低潮。
這是俄共最高領導層必須考慮的客觀現實。所以,作為總決策師的列寧于1920年初就認為,西歐不會很快就開始社會主義革命,從而改變了自己和黨以前的判斷。
既然西歐革命不會很快爆發,那麼俄國革命若取得勝利,就必須靠自己的艱苦努力,走自己的發展道路,以便長期地保持無產階級專政。這就需要政策的轉變。
列寧認為,粉碎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之后,蘇俄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。
當時國際形勢的特點是,蘇俄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進入了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時期。
早在 1918 年初,蘇維埃國家就曾設想轉向長期和平建設,但由于客觀原因未能實現。
1919年12月2日,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《關于國際問題的決議》中指出,蘇俄「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,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建設」,但是「協約國的干涉和饑餓封鎖一直阻礙著這一工作的進行」。
直到20年代初,兩個體系國家之間某種「均勢」的形成和資本主義國家對蘇關系兩種趨勢的出現,才在國際上出現了蘇俄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新局面,即由直接武裝沖突過渡到和平共處的新時期。
而蘇維埃國家國內消除戰爭創傷、恢復經濟和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,更迫切要求盡快擺脫國際上孤立局面,打破帝國主義封鎖,延長和平喘息時機為持久和平,「同一切國家建立更持久和更鞏固的和平關系」。
和平共處是蘇維埃國家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系的基本方針。
早在革命勝利以前,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就確定了和平外交的方針。
十月革命后的《和平法令》,宣布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目的、方向和基本原則。
20年代初,列寧又多次論述過和平共處的外交思想和具體政策。
1920年2月18日,列寧對美國《紐約晚報》記者提到,蘇俄與美國的和平共處的基礎是互不侵犯和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。
他指出:
「讓美國資本家不要觸犯我們,我們是不會觸犯他們的。我們甚至準備用黃金向他們購買用于運輸和生產的機器、工具及其他東西。而且不僅用黃金購買,還要用原料購買。」
談話重申「愿意和一切國家發生事物上的往來」。
同年2月21日,列寧在談話中又生動地指出:
「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,為什麼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,不能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廣泛的事務聯系?我們并不反對使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機車和農業機器,那麼,為什麼他們要反對使用我們社會主義的小麥、亞麻和白金?要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糧食味道,同任何其他糧食的味道是一樣的,不是嗎?」
對外貿易是蘇維埃國家的有力工具。在對外關系實踐中,貿易往往是打開孤立局面、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先行官。
當外國武裝干涉剛剛結束,立即與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建交時機尚不成熟,過分強調容易使局勢復雜化,而建立貿易關系則比較容易入手。
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系不僅有可能,而且具有重大經濟、政治意義。
從經濟上看,雖然建設社會主義應當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針,主要依靠國內的資源和力量,但對外貿易可以協助和促進國內生產力的發展,并可適當地取得經濟建設的補充力量和資源。沙俄經濟本來落后,又加長期戰爭破壞, 1920年大工業生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/6。
為了克服恢復經濟和進行建設的巨大困難,蘇俄建國初期更需要加強與外部的經濟聯系,甚至「不得不尋找同敵對的西方資本主義集團,取得經濟合作的方式和方法,以便獲得必需的機器」。
從政治上看,抓住對外貿易這一中心環節:
一則可以加強和平聯系的趨勢,打擊好戰勢力,把資本主義主要力量吸引到經濟領域中來,從而大大減少戰爭威脅;二則帝國主義列強都想獨占俄國市場,為爭奪優勢而傾軋不已,開展貿易,可以利用它們之間的利害沖突,利于瓦解其反蘇聯合;三則開展貿易,阻力較小,并可用實際利益增強貿易集團建交的興趣和需要。
總之,抓住對外貿易這一環,可以突破一點帶動全盤,逐步打開外交孤立的局面。
1922年9月8日,蘇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列·鮑·克拉辛曾和英國壟斷巨頭莫克瓦爾特簽訂了一項租讓條約。
規定將其原有企業租讓99年,這意味著蘇俄把一個最富庶地區和巨大企業,在整個世紀都租讓出去,條件堪稱苛刻。而英國壟斷集團不僅拒絕給蘇貸款,反而力圖無理排斥蘇俄代表參加討論黑海海峽問題的洛桑會議。
有鑒于此,蘇俄政府根據列寧的建議拒絕批準該項租讓條約。
在這一基礎上,蘇俄準備采取「租讓制度」,將某些重要資源、森林、礦山甚至工廠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。
1920年11月23日,蘇維埃政府頒布了關于租讓制的法令。
在一定時間內讓外國資本家通過剝削獲取利潤,條件是承租人必須遵守蘇俄法律、特別是勞動法律,并付給蘇俄一定代價。
列寧對租讓制的評價采取了實事求是、具體分析的態度。
租讓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蘇俄是大有好處的。
它有利于發展蘇俄生產力,改善經濟狀況,把一些當時本國無力開發的資源、無法開工的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,使之得到開發、運轉;又可以通過租讓制,使企業建立現代化技術裝備,并使蘇俄職工學習到現代化管理知識和科學技術。
為了發展現代化石油工業、蘇俄甚至準備出租格羅茲尼和巴庫油田的1/4。
列寧指出,出租格羅茲尼和巴庫油田的 1/4,「我們就能利用它來使其余的 3/4 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」。
列寧曾多次強調實行租讓制,對蘇俄「在經濟上的利益是無可爭辯的」;認為沒有租讓、就無法「實行我們的綱領和國家電氣化」,就不能「在10年內恢復我國的經濟」。
另一方面,他又再三指出:「租讓并不是和平,它也是戰爭」; 「是在另一個領域內進行的戰爭」。
以前的戰爭是靠「坦克、大炮等進行的,現在戰爭將在經濟戰線上進行」。
20年代初,蘇俄開展外貿工作的另外一環是正確選擇突破口。
在當時條件下,全面展開外貿關系難度較大,要求突破資本主義世界中帶有決定性意義的一環,以便影響全局。
由于正確選擇了突破口, 1921年蘇英簽訂的貿易協定,相當程度上帶動了外貿局面的打開。1922年,蘇德拉巴羅協定,不僅瓦解了熱那亞會議上策劃的西方列強反蘇聯合,而且經歷了緊張、緩和幾度曲折斗爭,導致了1924 年蘇聯和西方國家的普遍建交。
蘇俄選擇英國作為建立貿易關系的第一步,是因為從英國突破最有可能且意義重大。
首先,英國是一個依賴對外貿易極深的國家。
糧食和工業原料大部分靠進口,大批工業品必須向國外出口,市場問題是大英帝國生命攸關的問題。英俄間有傳統的貿易聯系,戰前英國所需木材的50%、小麥的20%、大麥的42%、大麻的95%都是從俄國進口。
在英國的石油進口中,俄國位居第二。同時英國還向俄國大量銷售農業機械和工業產品。英俄貿易量有時竟高達英國與印度的貿易總量的水平。失掉俄國廣大市場,會給英國經濟帶來很大困難。
其次,戰后經濟危機對英國的打擊非常嚴重。
煤、鋼、紡織、造船業都急劇下降,工業生產下降46%,對外貿易額下降近半,工人失業高達230萬人。
在國際市場上又面臨歐洲國家訂貨減少、與美日競爭加劇的局面。為了渡過經濟難關,英國資產階級迫切希望與蘇俄市場重建聯系。
當時,英國統治集團分為兩派。
以勞合·喬治為首的自由黨和工黨代表的工商業資產階級都主張對蘇貿易。
這固然出自經濟需要和迫于形勢,但也存有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幻想。
以保守黨為代表的殖民擴張壟斷集團和地主貴族,不愿放棄對蘇武裝干涉并竭力反對英俄關系正常化。
其代表人物有奧斯汀·張伯倫、喬治·寇松和溫斯頓·丘吉爾。
兩派斗爭結果,前者占了上風,勞合·喬治掌握了內閣大權。經過蘇俄的外交爭取,兩國于1921年3月16日在倫敦簽訂《臨時貿易協定》。
協定規定:
雙方相互放棄敵對行動和宣傳;兩國公民有權返回祖國;兩國恢復貿易和政治關系;消除貿易障礙,取消經濟封鎖;兩國間貿易條件不得低于對第三國進行之貿易條件;互設商務代表處(實際上享有外交特權);雙方其他有關爭議(如債務問題等)留待將來締結全面和約時解決。
23月23日,勞合·喬治正式宣布英蘇貿易協定是對蘇俄事實上的承認。
英蘇貿易協定,是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大國簽訂的第一個貿易協定,它對蘇俄恢復經濟、改善國際環境都有積極意義。
它不僅為進一步開展英蘇貿易創造了條件,而且意味著反蘇武裝干涉最積極策劃者的大英帝國,事實上承認了蘇維埃國家。英蘇貿易協定促進了各國對蘇貿易傾向的加強。
接踵而來的是德國。它深受《凡爾賽和約》的制約,被剝奪了所有殖民地和大部分原有市場,因而對俄國市場十分關注。
1921年5月6日,蘇德簽訂貿易協定。基本條款與英蘇協定類似。兩國還簽署了交換戰俘和被扣人員的補充協定。
協定在法律上承認蘇俄方面比英國態度前進了一步。
接著,蘇俄又與一系列歐洲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:
蘇一挪威(1921年9月2日)、蘇一奧地利(1921年12月7日)、蘇一意大利(1921年12月26日)、蘇一丹麥(1922年4月23日)、蘇一捷克斯洛伐克(1922年5月5日)。
這些貿易協定標志著各國對蘇維埃政府的事實上承認,并為發展雙邊貿易建立了一定的法律基礎。
此后,蘇俄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關系雖有曲折,但終于逐步開展起來,僅1921年就有14個國家與蘇俄恢復了貿易關系。
蘇俄也爭取與法美兩國簽訂貿易協定。
英蘇貿易協定簽訂后,雖然法國部分資本家,怕撈不到俄國市場上的油水,而建議援英國之例,但法國當權派卻堅決反對。他們公開宣稱,英蘇協定是「對俄國債權人——法國的叛變」。
美國采取了特別激烈的反蘇立場。
早在1919年1月,蘇俄為了與美國建立正常貿易關系,就曾任命僑居美國的老布爾什維克,路·卡·馬爾堅斯為蘇俄駐美國代表。
3月,馬爾堅斯向美國國務院遞交國書和備忘錄,表示愿建立蘇美友好關系和擴大兩國貿易關系,并準備將兩億美元黃金存放歐美各銀行,作為購買第一批商品的付款。
美國拒絕后,馬爾堅斯以蘇俄駐美辦事處名義,直接與近千家美企業建立了業務聯系,簽訂了近三億美元貿易合同。
但美國政府拒發許可證,并于1920年12月無理將馬爾堅斯驅逐出境。
1921年3月20日,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致書美國國會和哈定總統,建議建立兩國正常貿易關系和外交關系。
美國卻用修改蘇維埃立法、恢復私有制、歸還美國在俄國企業財產等苛刻條件為借口,拒絕與蘇俄建立任何關系。美國報刊還攻擊英國勞合喬治政府,并誣蔑英蘇貿易協定是「一塊充滿炸藥的金磚」。
(正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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