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實歷史上，大盛魁有多富？看完才知啥叫富可敵國？資產占晚清稅收一半

大盛魁搞的「合伙經營」，是企業的實際經營者與長期「失聯」的股東相互較力，前者將后者架空，逼迫后者妥協讓步的結果。

這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人際關系因素共同作用下，由旅蒙商摸索出來的特定企業產權結構，只適用于清朝對蒙貿易的商業環境，放在其他空間或其他時代都無法適應，更算不上「現代」和「前衛」。類似的現象在清朝晉商中絕非個例，只不過大盛魁表現得最極端。

晉商字號的東家招聘經理，后者在上任前，也要把丑話提前跟前者明說「不用二爺(少爺、姑爺)」，凡股東親友一律不許在號內任職，就是擔心這種人「毛病太多」，仗著跟東家沾親帶故還不服管束，實在是伺候不起。

對于被總經理客客氣氣地敬為財東，卻被實際架空、喪失對商號實質股份擁有權的結果，王相卿、張杰、史大學三家的怨氣可想而知。

尤其是王家的情緒最大，但是他們對大盛魁已經沒有影響力，面對抱團的掌柜和伙計暫時無計可施。

從這時開始，歷任總經理和三家財東（主要是王家）展開了持續一個多世紀的明爭暗斗。

斗法過程毫無懸念，能擔任指使手下幾千人的總經理，都是摸爬滾打幾十年修煉出來的人精，白臉紅臉齊唱，軟硬兼施軟的方面，保證紅利銀子一不拖欠二不縮水，這條準則不只針對財東，對持有干股的伙計也一視同仁，使大盛魁具有即便經營處于虧損狀態也照樣兌現紅利的特點。

晚清票號業務興起，大盛魁在道光朝之后也開辦了「大盛川」等幾家銀號，伙計勸說財東不要把紅利銀一次全部取走，存本吃息是個不錯的持家手段。

在光緒初年，王廷相從總經理位置上卸任時，他有意把這個職位讓給了史振興，這一招看似仁義，其實最狠。

史振興是三家財東里史家的一支庶出后人，他在家族中沒分量，但是把這個人推到大盛魁總經理位置上，卻起到了在財東之間制造矛盾的效果。

史振興出任經理后，大盛魁只給史家的千股漲了一厘五毫，每年不過多掏五百兩銀子，就極其成功地打翻了王、張兩家的醋壇子，原本立場一致的三家從此拆台散伙，就剩下王家單打獨斗。

硬的方面，掐斷財東與大盛魁的所有聯系，嚴禁財東借任何機會在商號內發揮影響力。

鑒于大盛魁伙計以祁縣人居多的特點，號內專門立下規矩：伙計回鄉探親，不許和三家財東來往，更不許到財東家串門；伙計給家里寫信，要經總號先生之手寄出，從中查看他在信中是否囑托家人與財東來往。

如果財東「恰好」路過歸化城，到總號進來歇腳，柜上伙計一不讓座二不敬茶，全無好臉，掌柜還要甩兩句夾槍帶棒的風涼話把他往外攆。

經理和骨干人員又總結出一套暗語，凡是重大經營活動，無論嘴上說的還是信里寫的，全靠黑話傳達，包括記錄「萬金賬」的賬冊都被做過手腳，財東雖然有資格查看，但什麼都看不出來。

使用暗語交流信息，是清代晉商又一個普遍存在的特征，比如用「逆合股多特覺道那伊厄」代指一到十(就是以蒙古語的一到十加以轉化) , 「宏卬勒」代指百千萬，三萬兩千零一十四，就是「股勒合卬逆厄多」，讀快了挺像外語，但是中國人聽不懂外國人不明白。

要是有好事者把這句話講給平遙日升昌票號的雷履泰掌柜，他也聽不懂，因為日升昌主要做內地銀兩匯兌業務，是以「坐客多察看，斟酌而后行」代表一到十，以「國寶流通」代表萬千百兩。

在不同地域、做不同生意的晉商，使用的暗語還不一樣。

人為財死鳥為食亡，別看幾任總經理對三家財東冷臉相對，但他們照樣忘不了肥己，同時大搞裙帶關系，以權謀私。

秦鉞是右衛殺虎口人，自打出任總經理，就成了殺虎口當地首富；王廷相是代縣人，攢下三十多萬兩銀子的家財；李順廷就是祁縣人，家產更是多達五十萬兩銀子，還把大盛魁旗下幾家從事藥材和鐵作行的分號打著「接墊」名義，低價賣給了自己的兒孫。

很可惜的是，在1928-1929年，王家和末任總經理段履莊廝斗得熱火朝天時，萬金賬賬簿都被一把火燒了，沒有留下研究大盛魁資產的原始資料。

1892年，俄國學者波茲德涅耶夫通過對外蒙古地區的實地考察，認為大盛魁資產約為「兩千萬兩白銀，合四千萬銀盧布」；在1917年擔任北洋政府駐烏里雅蘇台佐理專員公署秘書長的孟榘，認為大盛魁資產接近一億兩白銀。

這是中外學者估算大盛魁資產的最低值和最高值。

今天更為普遍的觀點，認為這家商號的總資產在三千到五千萬兩白銀之間，常年營業額保持在一千萬兩上下。

相比之下，「三大號」中的另外一家、以在外蒙古經營畜牧業見長的元盛德，其營業額在五百到八百萬兩之間，遜于大盛魁。

在光緒時期，清朝的財政收入保持在九千萬兩白銀的水平，大盛魁的資產約為清朝一半的歲入。

當時社會上就流傳著一個對大盛魁和元盛德的評價，稱前者能用五十兩一個的元寶，鋪一條從庫倫到北京的路；后者把它的駱駝頭尾相連，能在這條路上排兩行。這個說法，多少也可以佐證研究者的估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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