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盛魁》中孫家原型，歷史上如何敗落？真相：因販銅巨虧，被和珅抄家

從雍正年間開始，得寵的范毓馪還獲得了其他幾項內務府生意，然而就是從這時開始，產生了擴張過速的隱患，給范氏家族最后的衰落埋下伏筆。

自康熙中期，中原政局趨穩，社會經濟強力復蘇，平民百姓并不經常使用銀子，以銅錢作為日常生活當中的交易貨幣，導致對銅錢需求猛增，而國內的銅礦資源和開采量又難以滿足。

1683年，清軍攻滅台灣鄭克塽后即刻開放海禁，使東南沿海民商船只可以從日本進口洋銅。

清朝在國內各地稅關對銅料的征收價為每百斤十五兩銀，同時期從日本購人的洋銅為每百斤十兩五錢到十一兩二錢銀，刨去運費、打點等環節產生的盤纏銀一兩一錢，還有二兩七錢到三兩四錢的純利。

出海的船利用生絲、砂糖、藥材等其他商品在中日兩國之間的顯著差價，大賺特賺。

除生絲和砂糖外，類似的暴利商品還有絲絨、人參、茯苓等等。可見在這個買賣里，販銅主要是應付清廷稅關的收銅差事，以及巴結討好皇帝，牟利之源卻來自銅以外的事物。

既然販洋銅有如此油水，自然就讓內務府皇商垂涎三尺。

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十二月，內務府「張家口買賣人」王綱明首先呈請承辦蕪湖、淮安等六處稅關額銅差事，獲得清廷準許。

門路一開，聞風而起的內務府皇商們紛紛效仿，從次年開始，員外郎張鼎臣兄弟、廣儲司買賣人劉世泰、上駟院筆帖式包衣席特庫等人把其余稅關的額銅差事都瓜分了，就連江寧織造曹寅也摻和其中。

康熙六下江南，五次駐蹕曹家，曹氏憑借和皇室的特殊關系得以顯耀門庭，但為了操辦接駕大典也是開銷浩大，在主持兩淮鹽務上更是虧欠了百余萬兩白銀。

曹寅就打算通過販銅彌補虧空，在奏折里向康熙借十萬兩內帑銀，八年為期，許諾「交本銀及節省銀共一百萬兩，每年交內庫銀十二萬五千兩」。他敢夸下借一還十的海口，就是事先估量了販銅的暴利。

面對橫插一杠搶肥肉的曹寅，其他人自然是毫不相讓，張鼎臣兄弟更是報出借十萬兩，八年內交納本銀及節省銀一百一十二萬兩的新紀錄。

內務府皇商們為搶奪肥差，爭先報出高回報率取悅康熙皇帝，形成惡性競爭。

販銅差事在最初的確如他們所料，但好景不長，因為每年大量銅料外流，造成日方的銅源緊張和銅價上升，這些皇商在長崎無法采購到足夠的定額銅源，被迫收購國內銅礦和高價收購破損銅器追補虧額，使販銅的暴利被抵消了。

八年期滿，曹寅不僅沒賺回以前的積欠，反倒又欠下四萬兩辦銅銀，他趕緊又給康熙寫奏折，很知趣地退出了。

康熙五十四年，日本德川幕府頒布「正德新例」，明確將銅料出口量限制在三百萬斤，內務府皇商販銅體制也在當年暫時終結。

隨著范氏在雍正六年后逐漸得勢，人參、木材、直蘆鹽場（今天津到河北滄州一帶）等等肥差都成為清廷給予范氏的嘉獎。

然而在乾隆十年前后，范毓馪卻判斷失誤，辦了一件錯事。

當時清朝決定重新招商進口洋銅，并給予較康熙時更為優惠的政策，但又規定須將販銅與其他肥差捆綁。內務府皇商人人皆知販銅棘手，無人敢接應。

范毓馪一心想繼續在乾隆面前樹立自己的忠順姿態，更要鞏固已經取得的利益，他認為此時已沒有其他商家能與他競爭，即便販銅有所虧欠，也可以用其他賺錢生意的盈利去貼補，就出手接下了這個差事。

偏偏人算不如天算，此時日本銅價不僅暴漲，而且對華出口限量頗嚴，使范氏不能如期購回額定銅料，虧欠之巨超過他原先的預估。

乾隆十五年范毓馪死后，范家后人又缺乏具備出色經營才干的人才，沒有及時從銅務中忍痛退出，卻采取支借內帑的方式維持經營。

屋漏偏逢連夜雨，人參價格在乾隆朝劇烈走高，內務府貪圖暴利，將長白山采辦權收回，不再對買賣人放票，此舉讓范氏又喪失最重要的獲利來源，無法貼補販銅的無底洞。

乾隆皇帝最初對范氏后人尚抱有企望，從乾隆二十年起，共分六次向范氏后人借出總計一百四十萬八千五百兩內帑銀，并特意免去后三次借銀的利息，希望范家人能遏止頹勢，范氏卻始終沒有起色，而且已經資不抵債，就算想退都退不出來了，不僅沒能還清欠銀，連這一百四十萬兩借銀也基本賠光。

在乾隆三十年，內務府總管大臣就有查抄范氏家產充公抵債的奏請，但看在范毓馪的分上，乾隆皇帝對這些奏請一概壓住緩辦，直到乾隆四十六年，態度才發生改變。

范氏橫遭抄家之禍也是很不湊巧地趕上了一道「坎」：

乾隆四十三年，高樸私售和田玉石案爆發；四十六年又發生甘肅冒賑案，而且負責查辦此案的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在追贓清繳過程中，居然利用職務之便貪墨查抄的財物，干出一邊查貪污案一邊貪污的「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」。

乾隆覺得有必要搞一次嚴打整風運動，懲肅官場和清查各衙門歷年虧欠賬冊，但他派來主持工作的人卻是正值貪欲肆漲的和珅。范家與和珅素無來往，不能通過走人情得到關照，此時經濟狀況已頗為拮據，也拿不出錢財向和珅行賄，于是在一年多后，就被和珅參奏查抄范氏家產充公抵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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