踏上仕途,高攀權貴,是古代士大夫夢寐以求的人生。然而,當達到仕途的頂峰時,大多數古人卻寧愿告老還鄉,不再過問政事。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,其背后卻反映了我國古代官場的一些特殊規則。
明朝,正德、嘉靖、萬歷三朝,可謂國泰民安,功業海內,文治武功皆著,堪稱盛世。這一時期出現的小說集《初刻拍案驚奇》,集中反映了明代的社會現實和文人心態。在其中一篇故事里,首次出現了「告老還鄉」一詞。
故事中的張順,出身書香門第,博覽群書,有才學和抱負,順利進士及第,步步高升,官至兵部侍郎。然而,當他步入老年,體力不支,便提出要告老還鄉的請求。
張順向皇上遞交了一封辭呈,表示「臣愚昧陋俗,老邁昏聵,請求告老還鄉,以全性命」。皇上準奏,張順便卸任歸鄉,在故里度過晚年。
「告老還鄉」一詞由此誕生,指的是官員到了老年,向皇帝請求退休回鄉的行為。這在明代是很普遍的現象。大多數官員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幾十年后,為了全須全尾地離開權力中心,保住性命,也會提出告老還鄉的請求。
《初刻拍案驚奇》的作者范欽是明代中期的才子,他生性敏感多疑,看不慣當時浮躁的社會風氣。所以他創作的這部短篇小說集,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和苦悶。
張順這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,也體現了明代士人在達到仕途頂峰后,還渴望重拾寧靜鄉村生活的心態。
這種告老還鄉的想法,也源于明初以來環境的惡化。明初定都南京,吸引大量人口遷入江南地區,導致資源供給吃緊,生存環境惡化。
官員離開繁華都市回到故鄉,可以過上更清靜簡樸的生活。還有學者分析,明代氣候變冷,蝗災和瘟疫頻發,也讓許多士大夫產生了返鄉避世的想法。
不過,選擇繼續留在任職地也是可行的。畢竟,官員在任職期間,對當地久居生根,熟悉官場人際關系,生活設施也會更為便利。
本地百姓對他們也比較熟悉。但是,大多數官員還是選擇離開熟悉的任職地,踏上返鄉的路途。
我國古代是封建社會,皇權至上,皇帝掌管大權,文武百官都要對他俯首帖耳,絕對服從和忠誠。但是,皇帝也存在一種與生俱來的疑心病。
這源于他們大多是通過血雨腥風奪得帝位,同胞鬩墻,戰火紛飛,所以內心極度缺乏安全感。一旦臣子權力稍大,皇帝就擔心他們生出異心,對皇權產生威脅。所以,皇帝雇傭大量內監線人,時刻關注臣子的一舉一動。
比如永樂年間,有個叫做金忠的監察御史,原本受皇帝重用,後來他的權力過大,竟然要求整飭宮禁和東廠。永樂帝大怒,立即將他流放邊疆。
可見皇帝對權力的敏感和獨斷專行。
面對疑神疑鬼的皇上,官場新人可能還來不及建立信任和人脈,稍有不慎就會丟了性命。所以告老還鄉成了明朝官場的一種保命求生之道。
官員主動提出歸鄉,就等于放棄了手中的權力,擺明與皇權毫無利益關系,不會產生任何威脅。皇帝也就能放心地答應他們的請求。退休官員回到故鄉,與皇權中心幾百里之遙,皇帝的猜忌也隨之消弭。
可以說,告老還鄉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皇帝的疑心病,讓許多明代官員順利脫身,保住性命。同時也讓皇權在明朝這個時期得以鞏固和加強。
具體到明成祖朱棣身上,他的疑心病尤為嚴重。朱棣本是燕王,靖難之變中取代侄子建文帝奪得帝位,心中對權力的忌憚和猜忌從未消失。
他曾大殺功高的開國功臣,也時常對文武大臣頤指氣使,嚴密監控。
朱棣晚年喜怒無常,殺人如麻。為了避開他的猜忌,許多大臣主動告老還鄉。比如建文初年的重臣李景隆,在建文帝被罷黜后,也提出告老還鄉的請求,這才保全了性命。李景隆卸任后在家鄉隱居十多年,直至去世。
告老還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明初皇帝的疑忌,維護了政權的穩定。這成為明初以后一個明確的潛規則,為許多想脫身的官員提供了活路。後來的皇帝也大多默認這一做法,以團結穩定官場。
明代的科舉制度比較成熟,六部和監察系統也基本健全,形成了一個相對規范的官場體系。但是,任何制度都難以杜絕人性的貪婪與利益輸送。
一個官員如果長期在同一地區任職,就容易打通政商關系,收受各路賄賂。下級官吏也會默認鎮守多年的上司的所作所為,甚至成為同謀。久而久之,就會導致某一地區的政務風氣敗壞,公正廉潔難以為繼。
所以,許多正直官員會在任期結束時主動提出回鄉。他們離開后,皇帝往往會派新官接替,重新打破既有的官場利益聯盟,建立起廉潔高效的政治生態環境。
這方面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海瑞。他任江西按察使時,鑒于這個省貪風日盛,積習難改,便請求皇上派別人接替。皇上同意后,另派王忬接任,王忬按照海瑞的建議,革除弊政,整頓吏治,使江西的政風為之一新。
可以看到,告老還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重新構建政治生態,讓後來者有新的施展空間,這對政務的廉潔至關重要。
當然,這種重塑政治生態的做法并非一帆風順。新官上任時,往往要面對舊官留下的弊端和阻力。比如王忬接替海瑞后,還要費很大的力氣處理海瑞任內結下的仇怨。
本地官員也擔心新官會打擊他們的勢力,對新政不滿。甚至暗中謀劃反擊,導致政爭激烈。所以告老還鄉不能徹底改變一個地方的政治生態,僅是一種緩解其弊端的方式。
而想完全鏟除腐敗,還需要更系統的政改。明中葉的張瀚就是一個推行政改的典型。他提出選賢任能,懲惡揚善等主張,把優秀的本地官員留用,辭退庸官,以漸進的方式治理政風。可以看出,告老還鄉只是政改的一種輔助手段。
除了上述兩個官場相關的原因,告老還鄉還與古人的思鄉情結分不開。
我國古代重農抑商,士農工商之中,士農最為尊貴。大多數古人從小在鄉村長大,對家鄉的感情格外深厚。考中功名出仕,是為了光宗耀祖、盡孝道。但一旦功成名就,他們的內心還是向往那簡單的鄉村生活。
古人雖然出仕到外地,但一生中的重要節日,仍然要回家過。那熟悉的鄉音鄉韻,母親的烹飪,兄弟姊妹的嬉鬧,永遠定格在他們心中最美好的記憶。
例如明代大詩人陶淵明,出身書香門第,考中進士,官至郎中。但是,他厭倦了官場的競爭,在39歲時便提出告老,返回家鄉居住。他在《歸園田居》中寫道:「務田事何迫,居家無事足。」表達了回歸自然、田園生活的理想。
可以看出,告老還鄉也滿足了古人對家鄉的思念,讓心靈回歸到最舒適安穩的狀態。這種鄉愁是他們成功出仕后都會遇到的一個瓶頸期。告老還鄉成為一個化解這種鄉愁,安頓人生的最佳選擇。
其實,這也體現了古人從政與隱居的辯證關系。仕則致廣大,不仕則致舒適。來來去去,都在追求人生的平衡。告老還鄉正是這種平衡的最好體現,它滿足了古人的政治抱負,也圓滿了他們的鄉村生活。
明代「告老還鄉」這一官場現象,反映了封建社會政治體制的特點。它既體現了皇權的至上地位,也反映了官場的潛規則。
官員告老還鄉,一方面化解了皇帝的權力猜忌,讓皇權得到鞏固;另一方面有利于地方政務的廉潔。這種既保命又利國利民的智慧做法,也體現了古人的政治智慧。
當然,告老還鄉最根本的還是古人對家鄉的思念,這種思鄉情結歷久彌新,值得我們學習。
正所謂「落葉歸根,壯士回家」,回家鄉生活,亦是人生的一個圓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