領導人的換班，總會帶來一些新氣象，這是國人所期待的。其實第四代已經為正式接班做了不小的鋪墊工作，如在生活費上漲的課題上。

11月8日舉行的第六屆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晚宴上，彭博社總編輯米思偉在專訪總理李顯龍時提出了一個小觀察，饒有趣味。當年，米思偉在李顯龍總理接棒不久后拜訪了建國總理李光耀，他詫異李光耀居然在內閣會議室上面的房間辦公。米思偉對此大驚小怪，我只能猜想他認為這有點不符合禮儀。

（作者是《聯合早報》特約評論員）

第二位總理吳作棟從李光耀手中接過治國重擔時，曾考慮過是否把總理公署遷出總統府。這是我國總理職位第一次換人，沒有前例可循，李光耀當時給他的一個意見是，如果他要保留政策的延續性，就不應該把總理公署搬出總統府，因為若這樣做，等于是向國人表示他將有所改變，或是要跟第一代政治領導人保持距離。因此，李光耀建議他接手自己的辦公室，并表示準備搬過去已看中的另一個總統府房間。但吳作棟出于對李光耀的尊敬，不敢勞駕李光耀，所以另外裝修一間房作為總理辦公室。

吳作棟在個人訪談錄《高難任務》里，把當年繼任時的這個小插曲說得生動有趣。他說，在西方的民主國家，領導人一不在位，就跟其他人一樣；但新加坡有自己的一套，前總理必須照顧一下繼任的新總理。

政府一邊調高消費稅，一邊多方補貼，看似矛盾，但是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」，巧婦的「米缸」不會自動填滿。米從哪里來？平民老百姓不能了解其中奧妙，以為生活費上漲本來就是政策造成的，也就因此不把政府的一切補助津貼當一回事。

所謂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似乎不適用于新加坡。前總理以資政的身份在內閣里繼續扮演獻策建言的謀士，又要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在現任總理身上，對內閣是一門政治藝術。

行動黨武吉班讓區議員連榮華動議修正工人黨的動議字眼，強調「國會清楚生活費是全球關注的問題，呼吁政府繼續通過政策，減輕新加坡人和他們家庭面對的生活壓力……」，很顯然地是為了表示關心民間疾苦不是反對黨的專利。八名工人黨議員和兩名前進黨非選區議員反對無效，這項修正最后通過是必然結果，工人黨想必也為之氣結。

新加坡有別于其他民主國家的這一套，至今為止還是行之有效，今后能否保持下去，有待觀察。李總理最近在行動黨創黨70周年大會上宣布，他將在明年11月21日之前，讓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接任。到時李總理會扮演什麼角色，已是國人心頭上的一個疑問。米思偉的提問，顯示這也是國際媒體所感興趣的。

出自政府的口，沒有抽象的說詞，或是政治術語。李總理于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晚宴上說：「我國目前處于必須攜手做得更多和互相幫助的階段，政府必須參與其中，但必須努力避免所有問題都依靠政府來解決。」政府不養懶人的立場一以貫之，不會因新一代的上台而有所改變。

李總理的回應是，這是一個很微妙的事情，前任既要「照看」（overwatching），卻又不能「過度照管」（overbearing，《聯合早報》的報道中譯成「專橫」），前任必須「使用恰當、明智的話語，而不是束縛你的繼任者的風格」。李總理是過來人，知道「前任」的位置在哪里。

這場超過七小時的辯論，給明年底正式接班的第四代領袖提了個醒，「米缸問題」是他們領導力的一塊試金石，不能再靠前任指點江山。

前總理以資政的身份在內閣里繼續扮演獻策建言的謀士，又要避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在現任總理身上，對內閣是一門政治藝術。

工人黨領袖畢丹星近日在國會辯論中說，考慮到政府能在財政預算案之外撥出11億元的援助配套，以及當前的財政表現，工人黨質疑是否有必要在明年調高消費稅。幾日前，工人黨在國會提出「生活費危機」動議，促請政府檢討政策，減低新加坡人和家庭所面對的生活費壓力。朝野關心民瘼的出發點一致，卻各自表述。

政府能在預算案之外另外撥出巨資紓解民困，即表示國庫充實，國庫既然「錢飽飽」，為何還要繼續提高消費稅？反對黨的立論角度也許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鳴，但也反映了政府必須生財有方，才能未雨綢繆，才能隨機應變的事實。

代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徐芳達反駁工人黨的論調時說：「反對黨必須坦誠，且保持一致的立場，不能在每次消費稅上調時就提出反對，卻又想動用上一輪消費稅上調所取得的收入。」

在新加坡，政府不說社會福利，只說「社會契約」，含義包羅生活各個層面。

在「新加坡攜手前進」的旗幟下，動員全民的參與，而不致流于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運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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